• 艺术新闻 | 藏品四散,万印楼光华渐隐 学术重归,陈介祺声誉日隆

     2014-02-10 阅读()

     本文转载于《潍坊晚报》2013-09-02期 第B04,B05版:循着先贤的足迹

        芙蓉街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子,位于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。与巷子外东风街上的车水马龙相比,这里相对安静而悠闲。巷子的北首有一座青砖砌成的二层小楼,这就是著名的万印楼,是清代金石学家、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故居,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    前年的一段时间,我经常从芙蓉街路过,看到万印楼朱红色的小门十有八九是闭着的。有段时间,小楼门口放了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正在修缮,谢绝参观”,但也很少见到来来往往的工人,门仍是闭着的。每当走到此处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仿佛怕惊动了陈介祺老先生的潜心研究。偶尔会有一种想推门而入的冲动,却又犹豫再三。总怕推开门后,看到的景物与自己想像中的相去甚远。

      其实自己心中也明白,陈介祺离去一百多年了,当年的万印楼占地一公顷,现在这几间房屋占地377平方米,仅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。被称为“近代之冠”的大量收藏品也早已散失于世界各地。青砖小楼上不会再有陈介祺长衫飘动的身影,万印楼的辉煌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。

      但这座沉默的小楼,仿佛有一种独特的气质,将自己与外面的繁华与喧嚣隔离。一百多年前,住在里面的陈介祺自撰了一副楹联,挂在大厅里:

      曾种桃花不知汉魏 

      犹存松菊自谓羲皇

      这里曾是陈介祺的桃花源。关起门来,这座小楼隔绝了世事纷陈,隔绝了外面的兵荒马乱,隔绝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。他一头钻进学问中去,让心灵自由地飞翔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   陈介祺(1813~1884),清代金石学家。字寿卿,号簠斋,晚号海滨病史、齐东陶父。潍县(今潍坊)人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进士,官至翰林院编修。他嗜好收藏文物。著有《簠斋传古别录》,《簠斋藏古目》、《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》、《簠斋藏镜全目钞本》、《簠斋吉金录》、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、《簠斋藏古玉印谱》、《封泥考略》(与吴式芬合辑)等。

     




      对陈介祺,我一度有些不解:一位出身名门的世家子弟,从小随父亲在北京读书长大,顺利地做了一名人人艳羡的京官,却义无返顾地回到故乡一座并不繁华的小城,建了一座万印楼,日日与古文字、青铜器、陶器、拓片相伴,乐此不疲,终其一生。这其中,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,还有别的原因吗?

      在清代的潍县城,陈家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。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,字伟堂,“嘉庆十三年进士,以名翰入值上书房,后为上书房总师傅,道光皇帝师,并授皇长子读,历任工部、兵部、礼部、吏部尚书,累官协办大学士”。做官做到四部尚书,皇帝的老师,应该算是青云直上了。想当年,陈官俊的母亲,即陈介祺的奶奶九十大寿时,道光皇帝亲笔书写了“耆臣寿母”的匾额,又赠了“福”、“寿”二字,并赏赐珍绮寿礼。此等荣耀不是一般的大臣可以得到的,陈家可谓红极一时。

      陈介祺早年随父在北京城读书,自幼聪明好学,“日读百数十行,略不遗忘,十九岁入郡庠”,“以诗文名都下”(见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)。之后便是步步青云——22岁考中举人,授中书,后升为侍读,32岁考中进士,官至翰林院编修,40岁授侍讲学士衔……仕途上可谓一路绿灯,当然,这与其父亲陈官俊的荫庇应该有一定的关系。

        陈介祺生活的年代在嘉庆十八年(1813年)至光绪十年(1884年),一生共度72个春秋。在这72年中,咸丰四年(1854年)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。在此之前,他是北京城勤奋好学的“官二代”,家学渊源,交游广泛。在此之后,他是山东潍县小城万印楼的主人,潜心金石,心无旁鹜。

      那一年,陈介祺41岁。

      早在他辞官之前,陈介祺已着手在潍县修筑万印楼,万印楼修筑的时间是1850年。这是陈介祺为辞官做的物质上的准备,此后,他便默默地等待一个时机,直到1854年,陈介祺借母亲去世丁忧返回故里,从此不再复出。

      辞官这件事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,也许我们更能理解当时陈介祺的心境。

    那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,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。那几年,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列强争雄、社会动荡。 

      在中国的北方,1850年8月沙俄军队强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,后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。1853年4月,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侵占中国库页岛。在中国的南方,1851年1月,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,号称太平天国。1854年,即陈介祺回到潍县的那年,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占汉口、汉阳,并分兵南下,直逼长沙。曾国藩因损兵折将曾投水寻死被救。也是那一年,上海新海关正式建立,由美、英、法三国人担任海关管理委员会委员,中国海关落入外国人手中。

      那是一个政府昏庸、官场黑暗的时代。

        万印楼修筑的前一年,即1849年,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去世。陈官俊一生虽然为官显赫,却也颇多坎坷,几起几落。他在山西任督学时,曾被山西巡抚以“任殴差买妾”、“妄作威福,大开奔竞”为由追劾,后被降为编修。任工部尚书时,又以“闲谈泄密”,“失大臣体”而被革职。史书记载的陈官俊倾而未覆的原因是:“初直上书房时,授宣宗长子奕伟读,宣宗嘉其训迪有方……故遇官俊特厚,屡遭咎而恩礼始终不衰”(见《清史稿·列传》)。背后有皇帝罩着,才使得陈官俊在官场斗争中换得一个“平安”。

      从父亲一生的沉沉浮浮中,陈介祺看到了官场的险恶。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,更使他心灰意冷。

      据说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,朝廷命十八家老臣捐钱助饷,多为数千两。由于有人暗中挑拨,他们要求陈介祺必须交纳四万两白银,交不出有满门抄斩之险。陈介祺被逼无奈,四处筹措,奔波一个月才将款项筹齐。虽然保住了身家性命,这件事却也让他认清了“热闹场中良友少,巧机关内祸根蟠”,进一步坚定了他离开官场的决心。

      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,这是《孟子》中的话。我相信,那几年中,从小熟读孔孟之书的陈介祺一定无数次地想起这句话。世态如此,时局如此,官场如此,正义之士一定会有深深地无奈。不能昏昏噩噩,更不能同流合污。既然无法“兼济天下”,那么只能“独善其身”,这是一名读书人的操守。



      咸丰四年(1854年),陈介祺辞官归里。从此,清代的历史中少了一位行政官员,后世的文明进程中,却多了一位堪称“宗师”的大学者。

      “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,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,是我平生最佩服的,恐怕不仅是我,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。何以呢?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。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,不下几千件,没有一件是假的。他的论调同批评,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,简直可以说‘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’。这人是谁,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老先生。现在先将他论古器文字做假的一段话述说一下,……谈古器文字多么透澈,不但知道真字深义,连假的都能了然无余,这才能算真研究。”

      上面这段文字,出自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发表于七十多年前的《古代彝器伪字研究》一文。商先生被后人称为“甲骨学泰斗,楚文化鼻祖”,他博学多才,治学严谨,年轻时曾被徐悲鸿誉为“知友”。这样一位大学者写下对陈介祺推崇备至的文字,足见陈介祺在后世学术界的地位。

      收藏文物、把玩金石,在陈介祺之前,是达官贵人附庸风雅、闲情逸致的点缀,到了陈介祺这里,金石学真正成为研究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形式,他明确了金石学真正的学术目的:鉴古、考古、释古、传古,从而达到证经补史的作用。

      陈介祺的收藏被《清史稿》称为“近代之冠”,他一生收藏的古代文物,类多、量大、面广,不乏珍品。其藏品中有铭文的就有商周铜器248件,秦汉铜器98件,石刻119件,砖326件,瓦当923件,铜镜200件,玺印7000余方,封泥548方,陶文5000片,钱币、镜、镞各式范1000件。

      他一生治学严谨,重视研究方法,主张一器一物都应多加分析,察其渊源,辨其真伪,反对不求甚解。现存他考证的释文有《毛公鼎考释》、《南公盂鼎释文》等几十篇。因此,他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很大。他是古陶文字最早的发现者、收藏者、研究者,有开创之功。

      1872年,陈介祺用自己所藏古玺并汇集其他大家的收藏,钤拓印集10部,每部50册,定名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“十钟山房”的名字来源于陈介祺收藏的11件商周古钟,取其整数,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十钟山房”。1883年,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又增编10部,每部191册,集印一万多方。

      陈介祺还对其收集的大量“封泥”作了深入研究。造纸术发明之前,中国古代的往来公私文件,大都写在竹简上,为防止别人私拆,封发时把竹简用绳索捆紧,把绳子结交处再用黏土封严,盖上发信人的印章,作为验证。这种封泥多流行于秦汉。陈介祺共收集了800多枚封泥进行考释,与吴式芬共同编写了共10卷的《封泥考略》,这是我国最早研究“封泥”的学术专著。

      陈介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:“所好所知,止是求一个真,止是要学不厌”。在他去世的最后一年,尽管体力不支,陈介祺仍在为《潍县金石志》一书作校勘文字。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使陈介祺和他的万印楼声名鹤起,在当时成为金石学研究的一面旗帜。国内的收藏大家们经常与陈介祺互通有无、探讨学问。光绪七年,万印楼里来了一位年轻人,他在陈家住了四天,“遍视所藏”,大开眼界。这位年轻人叫王懿荣,十几年后,他发现了甲骨文,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

      作为收藏家,陈介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高人一等的眼光,这种眼光,建立在他丰厚的学养和经验之上。其实,陈介祺的慧眼独具并不只是表现在他鉴别文物上面。

      当时的潍县城里有一名家境贫寒的学子,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陈介祺后,陈介祺感动于这位少年读书的认真和执着,收其为弟子,后又收为义子,资助他读书。这名学子赴京赶考,连路费盘缠都是陈介祺帮助筹集的。光绪二年,这名来自潍县的叫曹鸿勋的考生中了状元,成为潍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。

      这只是陈介祺留给后人的无数故事中的一个。他更多的故事,与万印楼中收藏的那些宝贝有关。

      陈介祺的收藏中,著名的很多,有“万印”,有“十钟”,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毛公鼎。

      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,属西周时期的青铜器,鼎内有铭文共497个字,是有史以来我国发现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国宝重器。1852年,当时还是翰林院编修的陈介祺花费三年的薪金买下了此鼎,爱不释手,后带回潍县万印楼收藏。有人推测他辞官归里也与此鼎有关。

      毛公鼎被陈介祺秘藏二十多年,直到在他步入花甲之年时,陈介祺才将五易其稿的《毛公鼎考释》一文及毛公鼎铭文拓片公之于众,引起朝野轰动,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与推崇。

      陈介祺病故后,毛公鼎被他的子孙收藏。毛公鼎在陈家53年,1905年,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酷爱收藏,他假借为皇帝献寿的名义,强行从陈氏后人手中买走毛公鼎。六年后,端方在四川被起义新军杀死,又过了几年, 他的家人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。

      当然,毛公鼎的故事还不会完。

    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,日本山中商会、英国人辛甫森、美国人福开森都曾觊觎这件国宝,他们相继打听毛公鼎的下落,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听说后,急忙连借带凑,用三万大洋赎回毛公鼎,受到国人的称赞,都说他保护国宝有功。上海沦陷后,叶恭绰匆忙逃往香港避难,来不及带走这件巨鼎,将其留在上海法租界的宅邸中。由于日本宪兵追查这件宝器,叶恭绰急电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侄子叶公超(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),让他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毛公鼎。1941年叶公超回到上海后被日本人逮捕,同年夏季被保释。此后关于毛公鼎的传闻很多,有人说它被运往香港,有人说它被一奸商购买。

      抗战胜利后,毛公鼎被国民政府查收,后被带往南京,又后来被运往台湾,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      世事沧桑。 

      陈介祺之后的一百多年,万印楼在连天的战火中、在时代的更替中风雨飘摇。乱世之中,要完整地保存万印楼内的收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文物大量流失, 有的辗转于海内外,还有一部分在解放后被捐给国家。

      万印楼的收藏现散存于世界各地。有据可查的有:潍坊市博物馆、陈介祺故居陈列馆、青岛市博物馆、山东省博物馆、辽宁旅顺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北京图书馆、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天津市博物馆、日本住友氏博物馆、日本泉屋博物馆、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。

      万印楼也只剩了一座小楼,几间房屋。

      当年毛公鼎被端方强行从陈家买走后,陈介祺的女婿吴重熹看到万印楼的萧条,心生感慨,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场景。那时候,陈介祺老爷子还在,十钟山房和万印楼还完好无缺。于是他写了下面这首诗:

      病史当年卧海滨,(陈介祺晚年自号海滨病史)

      十钟万印尚纷陈。

      楚人轻问周家鼎, 

      尤物从来不福人。

      诗是有感而发,第一句中的一个“卧”字,仿佛说明了陈介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太乐观,有人来到老爷子的卧塌前,轻声问起毛公鼎的情况,老爷子意味深长地说:别太看重那些宝贝,尤物从来不福人。

      “尤物从来不福人”。这句话,似乎是一代收藏大家对于后人的告诫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◥毛公鼎,西周晚期青铜器物,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。由作器人毛公得名。直耳,半球腹,矮短的兽蹄形足,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。铭文32行497字,乃现存最长的铭文:完整的册命。共五段:其一,此时局势不宁;其二,宣王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;其三,给毛公予宣示王命之专权,着重申明未经毛公同意之命令,毛公可预示臣工不予奉行;其四,告诫勉励之词;其五,赏赐与对扬。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。

    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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